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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楼与通天塔 世博会促就城市梦想的实现史

2010年05月11日15:18三联生活周刊王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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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楼与通天塔 世博会促就城市梦想的实现史

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

混凝土与石材的时装

混凝土的诞生也远比现代人料想得早出很多。早在18世纪中期,英国就有人用生石灰、黏土、沙、碎铁渣混合制成一种混凝土,类似的混凝土配料在英国的桥梁、港口工程中广泛应用。然而,随后逐渐占据了混凝土研究领先地位的却是法国。1861年,法国工程师科瓦内在里昂地区的传统夯土技术上发明了一种用金属网增强混凝土的新技术,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建造钢筋混凝土的公司,巴黎著名的下水道工程便是由他营建的。

首次对混凝土这种材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是自学成才的法国发明家埃纳比克。钢筋混凝土曾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整体组合,埃纳比克最终采用可以弯曲并设钩的圆截面钢筋克服了这个难题。整体式框架结构随之应运而生。1896年,埃纳比克首先将这种新的材料和结构应用于法国北部三座大型纺织厂的建造。在1900年法国世博会的展馆中,埃纳比克的混凝土体系实际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他的儿子还以钢筋混凝土建造了展会建筑之一“水堡”。

但是,“水堡”的混凝土结构却不得不隐藏在虚假的立面之下,这种待遇几乎与钢铁最初用于建筑时相当。钢铁当年的命运恰如佩夫斯纳所说,只能“用于房屋内部”,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可以为“19世纪这一代如此关心立面装饰的建筑师”所容忍。在佩夫斯纳看来,19世纪是一个典型的将建筑面饰与建筑混为一谈的年代,诸如弗格生1862年撰写的《现代建筑风格史》中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该建筑因为“它更高品质的装饰而成为一件真正的建筑艺术品”。

在英国建筑学家梅尔文编写的工具书《流派(建筑卷)》中,1851年的水晶宫被归于“材料主义”条目下。梅尔文对“材料主义”的简述是:“铸铁和玻璃可否作为适宜的建筑材料,这个问题困扰着19世纪中叶的建筑师们。而且由于一些新建筑类型(如火车站)必须用到这些材料,这个问题变得不可忽略。核心就是,这些新材料是否能适用于上千年来基于石头与木材的经典建筑,或者说,它们的建造能力是否能在不需要借鉴传统的情况下发展。”

“材料主义”条目的附属标签是“RAL”,根据梅尔文的编纂体例,“RAL”代表“广泛的文化潮流”,与“艺术家定义的运动”相对应,表示“一般文化运动在建筑学中的沿袭”。大名鼎鼎的拉斯金该算是当时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断言:铁这种东西要创造更高的美是“永远不可能的”。然而,也正是他在水晶宫落成之前的1849年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一个适应钢铁建筑的新的建筑定律体系即将产生。”如此的自相矛盾似乎呼应了梅尔文对“材料主义”的叙述中所提到的“困扰”,也带有19世纪中叶艺术评论所特有的思维混乱,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中将这种混乱归结为“从社会的与从艺术的不同角度考虑问题”所致。

对于非建筑行业的旁观者来说,一时很难理解建筑学家们在古希腊神庙的三陇板(Triglyph)起源问题上的纠缠。三陇板是多立克式古希腊建筑在梁以上的部分,有垂直的凹槽及齿状物。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认为三陇板起源于一种典型的以石材来模仿木构架的做法,并且认为这是建造者富有创造性的表现。然而,这一说法几乎遭到所有后世建筑或艺术史学家的攻击,而这其中尤以19世纪为甚。德国艺术史学家博迪舍在他1852年出版的《希腊人的建筑》中就坚持:“古希腊的建筑样式是原创性的”,“这种样式是专为石构建筑而创造的”。从建筑结构学来分析这桩公案到底孰是孰非,或者上升到美学高度探讨建筑材料“本性”中的模仿性与应用中的“真实性”问题,以这些方法来解释这场石材之争都嫌繁琐冗长。对于隔岸看风景的人来说,能由此明白为什么最初的钢架高层建筑都以石材为外墙立面就已经足够:在19世纪的很多建筑家看来,与古希腊建筑相关的石材是最正统也最具品位的建筑材料;石材不会“屈尊”模仿比它“低劣”的木材,而其他“低等级”的材料也应谦恭地躲在石材立面背后。

由于缺乏其他建筑材料,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显然会比19世纪的建筑师更真切地了解石材的种种秉性。阿尔贝蒂在《建筑十书》中将墙体分为三个部分:结构体、填充物和覆面层,并提出墙体的不同部位应该使用不同种类的石材。这样的墙体结构同样适用于现代高层建筑,只是钢铁与混凝土代替了石材原先占据的结构体与填充物地位。

阿尔贝蒂将覆面层独立出来作为墙体构造的一个要素,这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做法,也预示了19世纪德国建筑学家森佩尔提出的“面饰”概念。覆面层的独立意味着它有权利独立于结构体之外,拥有自己的个性并因其“显露在外”这一优势条件进而改变整个建筑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具体体现方式之一就是建筑材料。随着结构体建造技术与材料的发展,外墙日益丧失实际的承重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挂在建筑之外、不同材料制作的“服装”。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复古潮流的偏执曾使石材立面与顶部的仿古拱顶成为每座摩天大楼必备的“制服”。1952年,全玻璃幕墙的利华大厦落成,摩天大楼外墙砖石表层的最后一点遮掩被彻底撕去。此后各种匪夷所思的外墙材料纷纷披挂上阵:1953年,匹兹堡的美国铝公司建造了外墙皮全部使用铝板的30层总部大楼;1958年,芝加哥内陆钢铁公司外墙皮全部使用不锈钢的总部大楼建成。此时的建筑覆面层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得宛如时装,事实上芝加哥内陆钢铁公司当时对建筑公司的要求就是:要把大楼做得像不锈钢料子的“英国裁制的极考究的服装”。

“隐匿”与“显现”

早在150年前,森佩尔就在《建筑四要素》中归纳出对待建筑材料的三种取向:“1.材料决定论者——认为由材料的性能自然可以得出理所当然的形式来;2.历史主义者——常常以一种(新)材料去模仿历史上基于一种独特材料和工艺而来的建筑形式;3.思辨主义者——材料的应用成了一种完全依赖于智力思辨而排除直觉与知觉的活动。”森佩尔的分类或许有生硬之嫌,但仍准确预示了这150年间对待建筑材料处理的不同流派。自钢架与混凝土结构成熟后,建筑外墙装饰的风格与尺度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压过了结构改进问题,成为各个建筑师首要考虑的问题。从建筑学意味上说,有无装饰实际上意味着对建筑材料的“隐匿”与“显现”。在史永高撰写的《材料呈现》一书中,这两种态度被具体描述为:“一种是要压抑甚至是去除建筑中的材料因素,把建筑的创造视作一个纯粹的形式和空间过程;另一种则是突出材料之于建筑的根本意义,并在建筑的整个过程中表现材料之于建筑的根本意义。”

当对材料的选择逐渐上升成为美学问题,每座建筑的外表也就具备了如同每一季时装裙子长短一样严肃但也实际的观赏性,而与“成衣”裁缝相对的那些“高级定制”设计者们也成为地位足以令历代建筑师咋舌的明星建筑师。混凝土几代发明者的目标都是创造一种可以为大众服务的廉价而高效的建筑材料,当这种谦逊的代表作——混凝土,终于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表现力时,它的代表流派却是并不太流行的“粗野主义”,它的代表作则是著名美国建筑师赖特为匹兹堡富商考夫曼设计的“流水别墅”——该别墅耗资12.5万美元,花费3年建成。尽管这座瀑布上的别墅得以建造完全凭借钢筋混凝土特有的悬臂结构,但在赖特看来,混凝土仍是一种“不合法的材料”,一种本身“没有多少质量的集合物”。最初赖特甚至打算将别墅的混凝土表面贴上金叶,在业主老考夫曼的劝说下才放弃了这种做法。事实证明,对于鼎鼎大名的流水别墅来说,老考夫曼堪称救星。赖特的工程图完成后,老考夫曼曾邀请结构工程师审图,结果工程师们对结构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赖特听闻自然大发脾气。老考夫曼最终充当和事老,驳斥了工程师们,维护了赖特的尊严,但同时又让工人偷偷在钢筋混凝土中放入比赖特规定数量更多的钢筋。1937年流水别墅建成后顿时声名远扬,但尴尬的是不久就频繁出现平台下塌等结构问题现象。后世的工程专家普遍认为:如果当年老考夫曼没有让工人多塞钢筋,别墅的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

流水别墅的例子似乎证明,初看只属于19世纪初的建筑师与工程师之间的对立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遥远。就在外墙材料花样翻新的同时,20世纪末计算机的应用使建筑结构设计手法从古代的“经验技能型”经由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型”进入当代的“复杂系统科学型”。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1997年建成,这个钛合金外表的怪诞建筑物据说内部的钢构件没有两件长度是一样的,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即便是天才与机智如19世纪的那些桥梁设计师恐怕也要知难而退。具体到结构类型,曾经被视为“现代”的金属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以及大跨度结构等如今已经成为常规,新一代的“现代”结构是网架结构、悬索结构、张拉膜结构等。

膜结构建筑是指利用膜材特性而建起来的建筑。支承膜结构的可以是框架,也可以是索,膜材则从最初的PVC逐渐过渡发展到涂覆PTFE的玻璃纤维。时至今日,“覆面层”与“面饰”已经演变成更时髦的“表皮”,它的涵义进一步扩展,而它的材料也越发空若无物。从另一方面说,膜结构的出现或许肯定了未来“结构与建筑一体化”的趋势,但看到“人们害怕膜结构形态仅由力学来确定而缺乏美学的考虑”这样的说法,以及膜结构目前还只用于展馆、体育场等人流集散的建筑而不是居住建筑这样的事实,或许我们该承认自己也并不比19世纪时面对水晶宫的伦敦人更先知先觉。

铁轨划分的都市

诸如“城市皇冠”之类光怪陆离的城市设想其实并不算新鲜,类似的构思早在19世纪就有傅立叶、欧文等人提出。相对于陶特赋予玻璃的乌托邦含义,对于现实中的城市来说更具实际意义的还是钢铁。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使在欧洲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的传统城市概念在一个世纪内完全改观,工厂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铁路的延伸促使“有限城市”向郊区延伸,而因医疗水平提高以及移民速度加快导致的爆发性人口增长也迫使老城市进行新的规划。19世纪伦敦与巴黎对各自老城区的改造被后世分别称为“画意派”与“理性派”,其间的差异恰似英国式花园的玲珑与法国式庭院的规整之间的对比。英国园艺师雷普敦倡导了“英国公园运动”,试图将农村的风景引入城市,将一片起展览作用的建筑立面与现行的城市结构融合在一起。法国方面负责的则是塞纳河地区行政长官奥斯曼,他的宗旨是“形成统一,把巴黎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基地改造成有效的整体”,以大规模拆除、取直和开辟全新道路的方法“把一个围绕传统的行政区组织起来的城市转化为由‘资本主义’高烧所统一的大都会”。真正发明“都市化”这一术语的是西班牙工程师舍尔达,他在1859年对巴塞罗那进行了格子式扩建。在1867年出版的《都市化的一般理论》一书中,舍尔达特别强调了交通运输尤其是轨道运输对于城市的重要作用,认为从各方面来看运输都是科学的城市结构的出发点。

伦敦的模式逐渐演变成为后来自给自足的放射性城市,巴塞罗那的模式则成为动态的线型城市。根据霍华德的《明天:一条通向改革的和平之路》一书,这两种城市模式的区别的基本点在于它们对铁路运输的不同态度:放射性城市中铁路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物而不是人,而在线型城市中则突出物与人的“促进”与“交互”。奥斯曼式的“焦点结构转换”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渗透在随后中欧一些主要城市的改造中,对于20世纪建筑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对火灾后重建芝加哥市时格网式规划的影响。1909年,在芝加哥市的规划书中,美国建筑师博纳姆这样写道:“奥斯曼在巴黎的业绩也是芝加哥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以此克服人口迅速增长而注定要出现的不可忍受的状况。”根据弗兰姆普顿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世纪末,电梯以及钢结构这两个对于高层建筑而言的重要因素已经完善,城市中心因而有可能以摩天大楼的方式进行集中开拓;地铁(1863年)、电车(1884年)和轻轨铁路运输(1890年)的问世则使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自然”后备的“花园式郊区”的存在成为可能。这种“高层的市中心和低层的花园式郊区”的模式在芝加哥的重建过程中明显体现出来,而且也将成为日后美国式城市发展的模式。

无论这几种城市规划的优劣如何,诸如奥斯曼这样曾经操管了整座城市建筑风格的人物都必定令日后的建筑师艳羡不已。陶特的“天堂之家”在现实中显然不会有太多实现的可能,在20世纪初的魏玛共和国,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严酷形势都注定社会需求只能趋向实用主义,这样的城市中只能为陶特心目中的玻璃天堂提供极少的真实领地。当1923年陶特不得不接受政府委托进行低造价住宅方案设计时,这一现实已经显现得完全清楚。

玻璃高楼翅膀下的钢铁城市

即便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完全符合柯布西耶设想的“光辉城市”也从未建成。1928至1930年,柯布西耶曾参与苏联的部分建筑设计乃至整个城市规划,他试图将玻璃幕墙作为“技术进步”的一部分引入苏联,然而却引来了一系列麻烦,因为当时的那种双层玻璃墙体无法抵御苏联冬季的严寒气候。

抛开具体技术问题不论,不同时代与流派的建筑师对于玻璃这种材料的着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在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中,玻璃幕墙罩被视为“对于提供阳光、空间、绿地等必不可少的欢乐的至关重要的保障”;自30年代起突然认可成批使用成批生产的人造材料来组合整个建筑结构的赖特一瞬间被玻璃的魅力俘虏,在演讲中将玻璃誉为卓绝无比的现代建筑材料,认为这种水晶式的透明性与建筑无柱表面的自由性最为相宜。20世纪30~60年代在美国建造了大量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著名美国建筑师密斯(L.Mies)也曾提出:“假如没有玻璃,混凝土将会是什么样子?钢铁又将是什么样子?”他本人的回答是:“二者创造新的空间的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于完全消失,它们的承诺将永远止于虚幻,而不会成真。”

对现代工业设计起了决定性影响的包豪斯在其1919年的宣言中说:“让我们共同创立新的未来大厦……有朝一日它将从成百万工人手中矗立起来,犹如一个新的信仰的晶莹的象征物伸向天国。”这几乎就是通天塔传说的现代版本。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呼应着西尔巴特与陶特的玻璃天堂。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有一章论述1962年以来建筑领域中各种国际理论与实践,弗兰姆普顿自认为此章为全书精髓所在,而他对这一时期建筑理论与实践的态度可以从章节标题的命名看出:场所、生产与布景术。其中“布景术”(sceno-graphy)一词是在1992年出版第三版时用来替代原先的“建筑”的。

在《材料呈现》一书中,弗兰姆普顿的理论被作为“抵抗建筑学”的一种而描述为:在后现代“以短暂性为特征的无根文化中,建筑以其物质性以及相对的恒久性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作为一种抵抗力量,在纷繁瞬变的图像时代成为人们实在的、可以依托的处所”。弗兰姆普顿提出建筑学在现代扮演的模棱两可的角色:“它在公开场合宣称要为公众利益服务时,却往往不加批判地帮助了一种‘最佳工艺学’统治领域的扩大。”同时将以陶特为代表的“玻璃链”幻想形容为:当人们沉溺于把建筑学设想为纯艺术形式时“某种乌托邦理想的自我内部爆发”。

当惯于建造玻璃高塔的建筑师开始构思城市时,产生的想法难免会有些乌托邦。将自己的城市梦想付诸实际的奥斯曼与舍尔达实际上都将思路集中于在平面上纵贯的混凝土地下管道以及地上钢铁交通轨道。面对当年的哥特式大教堂,罗丹在《法国大教堂》中写道:“大教堂屹然直立,是为了俯览围绕在它身边或者仿佛躲在它翅膀底下的城市。”当年人们建造通天塔时,或许也曾幻想到俯览塔下的城市。如今我们站在摩天大楼上,俯览玻璃幕墙翅膀下沿着公路与铁轨向外延伸的城市。弗兰姆普顿说:“由于它的相对永久性,建筑物别无选择地存在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刻中。它的任务是建成于此时此地。”这句话原本是对于现代建筑的某种批判,但当想起传说中人类建造通天塔与城市的初衷是为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再回想弗兰姆普顿的这句话,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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