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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与工业文明160年 创造成果的辉煌展示

2010年05月11日15:4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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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与工业文明160年 创造成果的辉煌展示

原子塔

布鲁塞尔与诺克斯维尔—— 饥荒、新能源与冷战

1958年,因“二战”而停止了18年的世博会再度于布鲁塞尔召开,宣布欧洲和世界已经彻底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然而,整个欧洲已经被“冷战”造就的“铁幕”一分为二的现状,使得世博会自此开始,确立了一种延续将近30年的全新基调:两个超级大国用军备竞赛的劲头来布置自己的大型展馆和展品,以期待令对手望而生畏。苏联展出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伏尔加牌轿车,展馆入口处是一组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巨大雕塑:列宁,健壮的公社农妇和产业工人。展馆入口处由9个直径18米的铝制大圆球组成,总重2200吨的原子塔,在令人赞叹之余,也隐约预示着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

确实,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太空领地的战争,其直接推动力即核武器运载技术:1957年10月4日晚,正当阿拉巴马州的小镇亨茨维尔的“红石”导弹火箭试验场的研究人员出席欢迎国防部特使迈克尔·罗伊的晚宴时,一个来自《纽约时报》的电话让基地主管、V2导弹之父冯·布劳恩惊悉,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已经上天。回到餐桌上,布劳恩不失时机地向惊愕的迈克尔·罗伊保证,如果让他出马,则“红石”基地有能力在60天内将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送入太空,所用的自然是“红石”导弹火箭的改进型——丘比特-C型火箭。结果,84天后,发射成功。

沿袭了布鲁塞尔剑拔弩张的气氛,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是在“冷战”时代“最冷点”和太空竞赛“最热点”召开的。600英尺高的太空针昭示着宇航时代到来,美国馆以“创造性的美国”为主题,举办了一个大规模太空主题展览,包括阿波罗载人太空飞船模型,第一位美国太空宇航员约翰·格林亲莅会场。波音公司太空馆每10分钟将750名观众送往“银河外”旅行,而苏联则骄傲地展示了1961年4月宇航员加加林乘坐的“东方1号”载人飞船。

抛开核武器这柄悬在人类头上的利剑,“冷战”时期的世博会依旧有值得欢欣鼓舞的地方:1953至197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总和,托夫勒所预言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以人工合成原料、电脑人工智能技术和伴生的控制论以及核能源为标志的时代降临了。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全球自然资源与原材料价格下降了大约60%,使得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预言宣布破产。1917年美国企业资产排行榜前20位中,有13家是从事自然资源开采或加工制造的企业,包括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福特汽车、佛尔普斯·道奇、美国冶炼公司等,然而到了西雅图世博会期间,除了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余下的大部分已经作古,或者作为一个并购后的部门残余,遗留在新兴垄断企业的庞大体系中。

“冷战”危机带来的另一好处是,它打破了自第一届世博会以来,全人类对于技术进步的洋洋得意和迷恋,从而开始反思人口过快增长、污染与全球不公经济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在布鲁塞尔,公平人寿保险公司通过一台数字不断增长的“人口统计钟”,第一次向参观者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它最终是否将突破地球能够供养的极限?战争或饥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鉴于当时全球约有3亿至5亿人口处于食物短缺与营养不良状态,最初的答案出现在19年后的蒙特利尔世博会,主办方特意开设了主题展馆“供给者——人类”,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世界粮食危机与应对技术——在占地8英亩的展馆入口,观众可以看到完全自动化控制的大型养鸡厂与禽类产品加工流水线。它所代表的,就是以化肥、杀虫剂和种子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绿色革命”,其直接成果就是在80年代初,每个美国农业劳动者可以生产出足以维持超过50人使用的农产品,饥荒似乎暂时被推后了。

不幸的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些真正以农业为基础的欠发达地区来说,绿色革命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盛宴。无论是农业机械,还是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杀虫剂与除莠剂,每生产1英亩玉米要花费超过80加仑的汽油,从而使“现代化”农业生产者需要投入5卡路里热量才能生产出包含1卡热量的食物。而在亚洲传统的水稻耕作中,这个比例却是1比5至1比10。不仅如此,第三世界出口原料价格过低和西方工业国家高昂的制成品出口价格之间的“贸易剪刀差”使得“绿色革命”的受益者是仅占据农业人口3%至4%的大型农场主与土地所有者,他们攫取了所有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和资源。印度农业部长莫汉拉姆在1969年说,它使得“土地改革”这一真正为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生产者带来福祉的基本制度变革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而对于无力购置昂贵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与种子的大多数贫穷农民来说,“绿色革命”的直接影响是使他们丧失了土地,被迫进入大城市变成雇佣劳动者的一员。

更糟糕的是,30年代的大萧条和50年代后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使得阿根廷、墨西哥等倚仗咖啡、香蕉、可可、肉类等缺乏供应弹性基础的拉美单一农业国家濒临破产。阿根廷经济学家、曾担任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委员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强烈建议拉美国家政府用保护主义措施扶植国内工业发展,以自身工业制成品逐步取代进口,由此拉动经济增长。从1950至1965年的15年间,拉丁美洲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2%,然而自6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一增长却难以为继,原因在于贫瘠的公众购买力无法消化这些旨在服务中产阶级家庭的昂贵消费品,比如轿车与冰箱。

相对于以往诸届世博会的高调和引人瞩目,主题为“能源——世界原动力”的1982年诺克斯维尔世界博览会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忽视。在蕾切尔·卡森那本振聋发聩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整整20年后,一群环境保护学家在诺克斯维尔举办了一届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学术论坛。艾默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两位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人物提出,一个世纪前世博会所为之欢欣鼓舞的新生工业与技术,如今成了污染环境和生态的帮凶:“到1982年为止,世界能源消耗已经超越了人类前1900年的总和。”他们指出,未来人类应当依赖“多样化、可再生性、小规模”的软质能源。然而这股声音在当时显得微不足道,直到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开幕前几天,一贯在此类场合夸耀自己技术优势的两大超级大国都在自己引以为自豪的领域遭遇了严重的挫败:1月28日11点39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解体,迪克·斯科比等7名宇航员罹难。3个月后的4月26日凌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炉发生爆炸,导致了人类利用核能史上最致命的泄漏事故,所释放出的辐射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被放射性尘埃污染的云层借助季风飘向其他地区,其中一部分通过北极上空在世博会开幕时到达了温哥华——这两件事情终于使得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意识到,从1851年开始的那条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筑波与大田——见证东亚奇迹

1985年,日本之所以将世博会选址定为筑波,是个颇令人玩味的决定:筑波本身就是一座因科技革命而勃兴的城市,选择在这里展示战后重生的日本制造的工业奇迹,是个绝佳的选择。与以往不同,筑波世博会的吉祥物是一个圆滚滚的名为宇宙星丸的外星机器人,在主会址附近的相模原机器人剧场(Fuyo Robot Theater),形形色色的机器人还为参观者表演吸尘器清洁地面、演奏钢琴、踢足球以及充当参观向导。

机器人只不过是日本当时用以惊诧世界的诸多新奇玩意儿之一,在这届世博会的日本展馆中,参观者还能见到一颗利用无土栽培技术培植,长有1.3万个果实的番茄树,附带的宣传片详细地介绍了它的来历:一颗被精选出的番茄种子被放置在水槽中,研究人员不断添加肥料溶液,并进行水温和水流控制。在构成日本经济脊梁的各大公司设立的主题展馆中,“体验未来”的要素被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观众想体验一把速度,那么他们可以乘坐日本住友电子开发的最高时速达到4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在富士通公司展馆中,主办方放映了一部计算机模拟三维电影再现DNA分子内部微观世界,松下公司拿出了三维电视和大型液晶电视的雏形,NEC展馆则为参观者提供了一次类似当年热门科幻电影《最后的星球战士》一般的全景太空探索体验,观众必须使用座椅旁边的操纵杆和按钮,来不断规避在球形全景电影屏幕上出现的不断飞来的陨星和太空飞行物。最后,在最令美国同行敬畏的日本汽车制造商联合会馆中,丰田、本田等公司以“探寻灵活性”为名,联合展示了奔驰在未来都市公路上形态各异的未来概念汽车。

为何一个100%的铝、99%的石油和98%铁矿石都需要进口的国家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美国和欧洲观察者们似乎总能提出形形色色而莫衷一是的理由,诸如靡非斯特式的精明:1953年,索尼仅花费2.5万美元,就从美国西电公司手中购买了晶体管生产专利。或者政治体制的差异:在美日旷日持久的双边贸易谈判中,受政党执政期限所困的美国谈判代表与终身行政体制委派的日本代表相比,更为迫切地需要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导致后者只要通过拖延战术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总之,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乎20年中,很少有人能平心静气地如《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那样试图从日本文化的根源中寻找答案。

直到现代化学派试图用宏大框架和范式来解读这些奇迹时,日本乃至东亚战后的工业化增长奇迹,才显露了某种内在逻辑性。著名东亚现代化研究专家娅斯敏·莫休丁将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统称为“HPAE”(成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从而总结出几条共同特征:快速农业发展,高投资和储蓄积累率,人口增长的下降,良好的宏观管理与政府干预,以及强调纪律和节俭,尊重上级、集体和传统,重视教育等一系列儒家价值观。1978年,日本制造业因罢工仅损失了140万个劳动日,而美国的损失数字则高达3900万。日本80年代的家庭储蓄率达到20%,远超过美国的6%,使得与大企业融合生长的银行巨头始终拥有充足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这些品质累积在一起,最终造就了东亚能够摆脱拉美与非洲困境脱颖而出的“分享循环”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吸纳了土地改革中农村释放的众多劳动力,最终促进了出口和资本积累,最终能够使得产业结构“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同时保证了工资水平的不断攀升,从而积攒起足够的消费能力。

山本直在《丰田四十年历程》中回忆说,新入丰田汽车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头一年必须在丰田公司的员工宿舍中度过,由已有5~6年工龄的技术骨干作为“前辈”,与其共居一室,对新人进行技能、责任、礼仪各方面的培训。公司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公司团体组织——丰田俱乐部,包括相扑、网球、游泳在内25个部的运动协会,以及针对女性职工的烹饪、手工、花道协会——源自欧美的单纯性的企业福利制度被巧妙地转化为企业意识形态的培植渠道。正如E.P.沃格尔在《独占鳌头的日本》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一成功不仅在于日本传统的民族性,也要归功于它独特的文化输入与“本位主义”传统:“企业无非是日本传统式家庭结构的扩大和延伸,每个成员都以各安其分的精神,为报答家长——企业领导人和上级的情义而努力工作。”

日本企业另一个被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同行所敬佩的特点即是充满未来主义的预见性。对于这个概念,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1949年手冢治虫创作的动画片《大都会》:早在威廉·吉布森和沃卓斯基兄弟之前大约30年,日本艺术家就预见到了一个由缜密的电脑网络控制、充斥着人工智能生命和跨国技术企业野心的混乱城市化世界。然而,对于日本制造业来说,“未来主义”则意味着某种长远性目标的优先性远远高于短期利润——这也要归功于通产省制定的长期发展规划和政府倡导的金融业与制造业的交叉控股。1970年12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马斯基法案》,正当美国汽车制造工业界通过院外游说,迫使其推迟执行的时候,身为日本汽车工业会会长的丰田英二即向环境厅长官大石提出:“虽然从现状看,完全采取《马斯基法案》对于尾气排放的限制,在汽车制造技术上不具备成熟条件,但整体研究工作的立即展开是必要的。”在此后的6年间,丰田汽车投入了大约1000亿日元的预算和2250名研究人员,展开废气再循环装置和催化剂转换器的研发工作,最终,于1977年出厂的首批皇冠Ⅱ型轿车以及“追击者”轿车上都安装了“三元催化转换系统”,最终为全球汽车工业奠定了标准。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使美国意识到,筑波世博会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对手。在横滨的尼桑汽车制造厂,《时代》周刊记者克里斯托弗·布莱恩惊奇地发现,工人们亲切地把流水线上投入生产的机器人冠以吉永小百合、桃井熏、山口百惠等日本影视红星的名字,并把她们的玉照贴在机器人外壳上——35名工人在流水线机器人的协助下,每8小时就能组装350辆汽车,工作效率几乎是美国同行的5倍。

与整整150年前的欧洲相仿,日本的经验很快被拥有相似文化意识形态基础和社会结构的东亚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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