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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与工业文明160年 创造成果的辉煌展示

2010年05月11日15:4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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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与工业文明160年 创造成果的辉煌展示

1970年可视电话

汉诺威——全球化与第四次浪潮的悖论

“在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人们也许会联想起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和伦敦的千禧年穹顶,表明了一个失去方向而自我陶醉的世界,早晚会被击中要害。”曾参加过6届世博会的阿尔弗雷德·海勒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中这样说。这届世博会的口号是响亮的“服务于可持续性”,并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地球屋”——这座5层的玻璃建筑是组委会用来展示对全球性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的解答,共设有760多个展示摊位,囊括了从可持续的林业生产、小额农业贷款,到第三世界国家垃圾废弃物处理回收等形形色色的问题。身着民族盛装的毛利人、克丘亚人和马赛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原住民)也出现在会场,与19世纪世博会上作为“异国情调”式的猎奇装点不同,主办方强调,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专家以及任何感兴趣的观众,就全球性发展问题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探讨。

确实,1992和1997年的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这两个被第三世界奉为翘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不仅世界本身,新兴的工业国家内部也被经济发展水平撕扯为不同的板块:一块是存在于沿海和发达地区,突飞猛进的新技术经济;一块则是缓慢,无精打采,前途不甚乐观的传统经济。2008年,印度的IT与通信产业总收入达到720亿美元,然而只占据GDP的4%。对印度庞大人口造就的就业压力而言,这个印度引以为傲的龙头产业所能做的更是杯水车薪——统共只有200万从业者。班加罗尔、新德里、普拉等高新技术工业园区仍然被贫民窟和落后的公共设施系统所包围——每年仅因交通瘫痪和供电故障,印度技术制造产业就要蒙受20亿美元左右的损失。对于这些痼疾,仅仅单纯依靠第三世界或者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智慧与经验都是无法给出满意解答的。

在汉诺威博览会上,另一处最为人关注的景观莫过于跨国出版巨头贝塔斯曼建立在空中、闪烁着绿色光芒的“星球展馆”,参观者必须搭乘升降梯才能进入。在宛如电影《黑客帝国》中“建筑师”办公室的大厅内,游览者从无数屏幕上观赏一股真正的视觉洪流,每一个片断都在描述信息通信技术如何重塑了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从而使得其他国别展馆相形见绌。正如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丹尼·罗迪克说的那样,跨国企业取代了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时代最基本的构架单元——美国投资者通过高盛或者摩根大通银行影响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汇率,印度本土软件工程师和医疗工作者为位于美国的雇主编写软件或分析X光片。2005年,丰田汽车在美国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本土,而在它的48位高层执行官中,有6位外国人,其中半数来自美国。

“从历史的观点看,信息技术的发展或许是自18世纪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均衡状态和结构,并使之不可逆转。在这个全球资本和技术一体化时代,所谓的产品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会立即实现技术更新的跨国公司,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流动速度一样快。新技术未必在其原生地发展为可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CD播放存储技术是荷兰人的发明,卡带录像机技术则来源于美国,然而最终利用这些改变了整个消费电子产业的却是日本。”早在1998年,莱斯特·瑟罗就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有趣的是,全球一体化的最大伴生物却是整个世界的碎化——无论是在消费、生产还是意识形态领域。1960年,只要通过CBS、NBC和ABC三大有线电视网,企业就能轻松地将某条广告信息传递给80%的美国人,然而今天要想达到这个数字,广告必须在超过100家有线电视频道播出。通过电视广告将信息呈现给每千名观众的费用从1972年的0.196美元猛增至16.79美元。根据华尔街著名投资分析企业Sanford C. Bernstein & Co的估计,2010年,互联网商业广告投放量将达到225亿美元,首次超越电视(191亿)与平面媒体(174亿)。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造就的全球性同质化统一市场被迅速碎化成无数个需求各异且变量不定的“市场环节”,这种对于“差异”性消费近乎病态的偏好,促使以几何级数速度萌生碎化的最小公共文化(PICC),最终极致演变为诸如原生于东京秋叶原与原宿的“壁龛文化”——从2002年起,丰田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的低端汽车子品牌“Scion”,到原名长尾智明的新锐服装设计师Nigo的个人品牌“Bape”,都毫不含糊地宣告了细化快速消费对于工业生产全球生态的改造。

汉诺威世博会上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美国的缺席。“‘冷战’结束了,作为对手的苏联解体了,美国是否还有必要在一个耗资不菲的国际论坛上展示其综合优势,越发会成为一个问题。”阿尔佛雷德·海勒说。但实际上,也许它反映的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大趋势,即随着欧洲和东亚模式的成功,美国经验日益被证明不是全球化时代通向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如何定义这场衰落的原因和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中争辩说,全球化的新奇以及其迅速变换的特性,甚至使最好的经济模型和管理技术在开始实施后不久就变得过时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深刻证明,正是因为美国孜孜以求所建立的全球经济有效输送管道,(危机)才扩散得如此广泛迅速。

与以往一样,每次全新的工业革命都无情地将那些无法及时调整自身的经济体甩在身后。早在1990年,日本通产省就判定,未来20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名单是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科学与通信。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自己无一例外地落后了。2007年,在美国高新技术专利申请排行榜前25位的公司中,只有7家来自本土,其他则被日本、印度、中国和欧洲国家瓜分。技术研发和设计通常占据了日本企业开支的6%以上,而美国企业在这个项目上的开支只有1%。甚至硅谷这个美国引以为傲的新技术摇篮如今也成了美国“创新者综合征”的病灶:最流行的就是“退出战略”——创始人匆忙地将创业公司上市,出手套现,而拒绝长期经营或研发。“美国针对电子工程和AI基础技术的投资和研究力度明显减弱。”前Cisco公司首席技术官朱迪·艾斯特林近日抱怨,“(硅谷)每个人把眼光投向那些能够短期快速获利的东西,Youtube和Facebook确实改变了我们交往和联系的方式,然而它们在技术上的影响远远赶不上当年的英特尔、苹果和IBM。”Facebook在上线一年后,就获得了AccelPartners一笔127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华尔街分析人士预计,Facebook将在2010年实现IPO,市值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硅谷传统技术英雄、曾设计出第一台台式电脑GridPad和第一部掌上电脑PalmPilot的杰夫·霍金斯创立的Numenta公司,却很难打动风险投资公司为自己研发的神经元演算法电脑投入一分钱,迄今为止还在依靠霍金斯本人的投入维持运行。

相对于投资,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同样在重塑全球经济分布的外貌。亚洲研究专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在鼎鼎大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借用了由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社会学家约瑟夫·耐创造的名词“国民酷总值”(GNC),这个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影响世界消费需求与文化形态的“软”指数来形容日本在这个新产业领域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工业设计、漫画,还是时尚,美国传统经济分析媒体从来不把它当作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硬指标。”麦克格雷写道,“但日本将这个改造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哥兹拉。”自1992年以来,日本文化产业出口额已经增长了300%,在2004年几乎达到了125亿美元,担负起了日本10%的GDP,相比之下,日本制造业出口不过增长了20%。

有鉴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引以为傲的政治—经济综合体同时面临危机。它大而僵化的组成单元无法同时应对此起彼伏的挑战和变化。在许多津津乐道于预言的未来派研究者眼里,这些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降临所发出的讯号,然而它将以何种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迄今为止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美国《商业周刊》记者杰夫·贾维斯在一篇名为《谷歌能否拯救底特律》的报道中提出,鉴于资本、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都能实现全球性的快速流动,那么类似谷歌Chrome浏览器那样的开放源代码运动,同样适用于工业制造领域。相比之下,加拿大著名独立记者、科幻小说作家、解放知识产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科瑞·多克特洛(Cory Doctorow)则走得更远,他在最新著作《制造者》中争辩说:“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这样的名字将在第四波工业革命中变成遭遇冰期的恐龙,而云计算和技术共享将造就无数个创新实验室类型的小企业。”

听起来虚无缥缈是不是?近日,位于马萨诸塞州维尔海姆,首家投入批量生产的开放源代码汽车制造公司,注册资本仅有700万美元的Local Motors,宣布将在6月上市自己的首款产品,售价5万美元的Rally Fighter。生产任务完全由一家组件汽车公司Five Racing完成,既解决了组件汽车制造商长期陷于知识产权官司的难题,Local Motors也不用耗费巨资建立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工业设计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人人都可以配备3D设计软件和电脑工作站,一款新车从设计原图到投入市场,只需要18个月的时间。”公司创始人、同时拥有哈佛大学MBA学历和海军陆战队退伍上尉身份的杰·罗杰斯说,“既然只有不到30%的汽车工业专业学生能够在跨国汽车大公司里谋得职位,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近乎免费的人力池,引发一场汽车制造的革命?”在Rally Fighter的设计过程中,大约有500名工业设计和汽车爱好者通过Local Motors的网站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和灵感,最终设计方案来自帕萨迪纳艺术设计学院的一名30岁的韩国留学生。

少数个人化公司是否能够打败庞大的跨国企业?这一点似乎在军事领域能够做到。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兰德公司成员约翰·阿圭拉,形象地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的全新战争模式命名为“网际战争”。“迄今为止,美国整体战争机器仍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代鲍威尔‘压倒性力量投入’和‘后冷战’初期威慑战略的结合物,尽管有无人机、灵巧炸弹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支持,也无法应对当下这种低烈度的同时性冲突。”阿圭拉说。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网际战争”的三原则:数量众多的小型单元胜过数量稀少的大型单元;搜索重于包围歼灭;“蜂群”式多点同时骚扰袭击,能够使对手的反应能力出现“过载”,进而出现停顿和崩溃。

确实,在极为强调技术创新性的领域中,“蜂群”已经取得最初的胜利。2009年7月,互联网大亨埃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制造的猎鹰1号火箭,成功地将一颗马来西亚气象观测卫星送入低轨道,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为谷歌“登月X大奖”诸多参赛小组设计的“猎鹰9号”火箭,也在今年1月于莫哈维沙漠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试射。马斯克当初“要做航天领域中的Google或丰田汽车,廉价、可靠、机动灵活”的叫嚣现在听起来并非虚言。在最近10年中,全球太空发射次数上升到了900次,几乎比前一个10年期翻了一番,增长大部分来自私人企业。半个世纪以来,将一磅物质送入近地轨道的费用始终是1万美元左右,根据预测,在私人太空探索企业的操作下,这个数字在未来10年内就会降低大约40%。

“经过前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一项技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成为成熟生产力的时间已经从60年缩短到了30年,在今天,这个数字可能再次经历几何级数的缩减。”多克特洛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旨在标榜工业技术进步的世博会在这种更迭速度加快的冲击下,和庞大而迟缓的跨国企业一样显得不合时宜——任何企图享受这些技术奇观的人都可以轻松地通过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体和频繁召开的行业性技术展会及时了解一切,更何况诸如迪斯尼“未来社区”以及环球电影公园这样的体验性主题公园的存在——2005年爱知世博会的现场观众数量大约为2200万,是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的50%。而世博会继续存在的意义,仿佛也逐渐演变成了单纯对于未来人类命运的预测和憧憬,并强调它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一如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约翰·康纳在《终结者2018》结尾所宣称的那样,“从来没有什么注定的命运,(它)是我们创造的结果”。■

(感谢丹尼·罗迪克、约翰·阿圭拉、科瑞·多克特洛先生,以及Local Motors汽车公司的大力帮助,实习记者俞力莎对本文亦有贡献)

部分参考书目:

《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美)阿尔佛雷德·海勒著;《资本主义的未来》:(美)莱斯特·瑟罗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美)查尔斯·库普乾著;《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美)提蒙斯·罗伯特与艾米·海特主编;《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美)雷迅马著;《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战略》:(英)休博特·施米茨著;《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美)马文·吉·沃尔夫著;《1800至1914年德国的工业化》:(德)F.W.亨宁著;《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美)艾·钱德勒著;《欧洲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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