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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 改变西方的陈腐印象

2010年05月10日16:34瞭望王军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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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上海,打开中国的钥匙

上海外滩,原英国领事馆,铭刻着十九世纪中国被动进入国际市场的屈辱历史;2010年4月30日,它修缮完毕投入运营,承担世博会接待任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上海外滩北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西南侧,绿树花草掩映下的小洋楼闹中取静。这座建筑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建成于1873年,是外滩现存最早的西洋建筑,见证了外滩137年的风云变幻。

世博会开幕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外滩看到,相比不远处外白渡桥上人来车往、黄浦江边人头攒动,137岁的英国领事馆建筑周围冷冷清清。记者想问路,行人都不见一个。

1849年,英国领事馆迁到外滩,此后成为英国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活动的中心。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在这片原本的荒地上,各国洋行毗邻英国领事馆迤逦向南修建,逐渐形成了现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景观。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看到了英国提出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名单,认为上海此前已被英军占领过,对开埠通商一口应允。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

美国作家墨菲说过:“假如你想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上海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开埠,是中国被动纳入国际市场的结果,和中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这位主编了《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的近代史著名学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近代上海的道路是独特的,它不同于伦敦、巴黎,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演变为现代大都市的;不同于纽约、洛杉矶,不是在主权完整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也不同于孟买、香港,不完全是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从荒滩上发展起来的。不管怎样,上海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影响巨大,代表着中国前进的脚步。”

洋人来了

167年前,1843年11月9日,刚刚上任4个月的清政府上海道台宫慕久带着上海县满城文武,来到上海大关,见到了11月8日刚刚抵达上海的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在英军的炮口下,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第二条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供职于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的34岁上尉军官巴富尔,被代表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看中,成了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

宫慕久和巴富尔双方议定上海于11月17日开埠。巴富尔在城内觅到房屋,设立领事馆。11月14日,巴富尔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开埠,同时将其领署地址通知英商。

“巴富尔14岁入伍,虽然年轻,但已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到上海来,带着战胜国的气势,也很精明。”熊月之对本刊记者说,“宫慕久是科举出身,办事风格比较平稳。”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发布告示公布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23条。章程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一方土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

“巴富尔把租界选址在县城北面苏州河南岸,靠近黄浦江,又离县城不远,有利于商业。”熊月之分析道,“宫慕久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按照广州‘华洋分处’的成例,洋人是不跟华人居住一起的;从农业角度看,这里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不能作为良田。”

当时的外滩只是阡陌田野和芦苇纤道,巴富尔说服了侨民,搬到地价便宜的外滩去。世代居住在上海城外的农民们,不愿意将土地租给外国人。据巴富尔翻译麦华陀等人回忆,当时农民们对租地的抵制非常强烈。琼记洋行所在地的原主是一位老年妇女,当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官府圈定时,她宁死不肯离开家园,甚至当面责骂上海道台,直唾其面,谓:“决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对本刊记者介绍说,上海商人倒是十分欢迎外国人的到来,“他们认为,广州人富裕就是因为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现在上海商人也能跟外国人做生意了。”

上海开埠一年内,在这里设立的英美商行有11家,23个商人常驻上海。广州等地的商人、买办纷至沓来。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时隔5年重返上海后写道:“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

1846年4月28日,卸任前的巴富尔租下了外滩北面李家场100多亩的地皮。1849年7月21日,继任的阿礼国将英国领事馆迁到了外滩。

根据1855~1857年的外滩地图,英国领事馆以南,是鳞次栉比的外国商行。从毗邻英国领事馆的怡和洋行起,由北至南滨临黄浦江的洋行有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萧氏兄弟洋行、宝顺洋行、图诺尔洋行、华记洋行、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天长洋行、裕丰洋行。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有各式各样的洋行120多家,重要的几乎都集中在外滩。

1846年11月1日,香港英商中国邮报报道说:“迄今为止,上海是新开各口中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唯一港口,上海的贸易量已经达到许多人所预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总和。”1846年上海的出口占全中国出口比重的1/7,1851年增长到1/3,并在几年后超过了全国出口的半数。

英国驻华公使兼商务监督德庇时在1847年2月24日的一封信中说:“在适当的时候,上海将吸引大部分的对英贸易。”同年发回英国的一份商务报告说:“上海因邻近中国最富庶的区域,特别是主要出口商品的产区,故将成为广州的劲敌,并将夺取广州很大部分的货运量。”

“上海开埠之前就是由国内贸易带动的通商巨埠,内贸方面早就超过了广州。”李天纲说,“开埠使得上海从内贸港口城市,转化为一个外贸的世界性港口,1853年上海的外贸超过了广州。”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中国人开的店铺,渐渐在租界发展、繁荣起来。时人记载:“(租界)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其间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界内之盛,实由华民之铺户杂处其间,商旅咸集故也。”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大量江南富户及平民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的“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杂处”。李天纲描述道:“租界大部分商人是中国人,华人占租界人口95%以上。在19世纪末前后,上海南市传统贸易区和租界新兴贸易区是并列的,华界和租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

刚刚在西方出现的新事物很快也出现在上海的租界。1881年,自来水出现在租界内。史料载:“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租界自来水公司将自来水遍赠各用户,劝说城内外各茶馆率先饮用,于是用者渐众,风气渐启。《上海乡土志》写道:“城内及南市之人,昔饮河水,污秽不堪,易致疾病,近亦遍装水管,居民饮濯称便,且有益卫生也。”

1882年后,电灯、发电厂等相继在上海租界内出现。据《上海小志》记载:“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渐渐地,电灯在上海市民心目中逐渐从惊恐疑忌的怪物变成令人称羡的夜明珠,时人呼之为“赛月亮”,纷纷效仿,因为“租界均有电灯,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而“城内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

追溯这段历史,李天纲认为,“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人就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并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制度方面,如商业制度、文化和教育等。”

从百业大商埠到政治大舞台

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回乡时经过上海,买了一本《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

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记载,189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译成中文的西书共556种,其中由上海翻译出版的有473种,占总数的85%以上。上海成了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

李天纲说:“明清时期,上海就集中了很多文人学者,开埠以后逐渐成了思想活动的中心。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新式的东西也到上海来了。新派的学者,要做新式的事业,就要到上海来。”

甲午战败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5月,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清朝政府拒签《马关条约》,迁都西安,加紧练兵,变法图强。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创办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最重要的报刊之一《时务报》,并亲自担任主笔。

《时务报》创刊一年,每期发行增至1.2万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最高纪录。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上海和各地维新人士的集散地,就时局、变法等问题来信来访者络绎不绝,为此,时务报馆曾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为接待时间,“如有要事,尽可立谈数语”。

李天纲说:“甲午战争以后上海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上海交通发达,已有电报,相当于那时的互联网。电讯来往畅通,办报也有了条件。”

“从戊戌政变以后,有一些人因为租界的保护,躲过了清政府的惩处。全国各地的维新人士,感受到上海是个清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熊月之说,“上海从一个百业发达的商埠,成了一个政治大舞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午,上海辛亥起义在闸北率先发起,到晚上8时,革命军占领整个上海县城。11月4日上午9时,经16小时苦战,革命军攻占江南制造局。

熊月之说:“辛亥起义成功,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给湖北清军,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削弱清军有直接影响。上海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上海起义,引起了江浙的连锁响应,为攻克南京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评价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1915年,因参与“二次革命”遭到通缉流亡日本的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15日,陈独秀担任主编的《青年杂志》正式出版,这就是后来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标志之一”的《新青年》前身。

在《青年杂志》创刊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写道,科学与人权,如舟车之两轮,不可偏废,“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积极响应。1919年6月5日上午,曹家渡日商纱厂五六千人罢工,此后,电车工人、码头工人、汽车司机、电话工人、外商企业工人、铁路工人等接踵而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上海的“三罢”震动中国。6月13日,《民国日报》评论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之被捕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熊月之说,“上海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对租界无可奈何;交通四通八达。五四运动后,上海比北京、武汉等更适合新思想的传播。”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勘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为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由此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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