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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世博会由来:从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始

2010年04月20日20:12中国周刊邓艳玲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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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从上海出发

1856年,郭嵩焘前往上海,访问了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会见了正在书馆做“助译”的王韬。

19世纪50年代,随着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文化发生了极大变迁,西学渐盛。自从1857年1月《六合丛谈》创刊后,宣传介绍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书报杂志兴盛一时。

查看当时出版的《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等杂志,可以看到,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电报、铁路的新闻。如英国“电线通三国”、美国“添造火车汽机”。

在传播“西学”的墨海书馆,郭嵩焘参观了机器印刷,感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路上,遇见前几日见过的洋人,握手致意,郭嵩焘说:“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到上海后,郭嵩焘不断地接触西人、西学,拜访了英国、法国、葡萄牙的领事们,参观了“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参观完,郭嵩焘深感洋人“兵精而器利,此可虑也”,还有“传书天线”(电报)足以称雄中国。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29岁中进士,点翰林,成为士大夫阶级上层人物。但是,由于出身于商人家庭,郭嵩焘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他从没有轻商的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开始思索“洋患”问题,提倡“通其情,达其理”。

从1860到1877年,拥有135.8万美元开办资本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压倒其他公司,称雄于上海,逐步控制着中国沿海和长江航运。

美国的造船技术不仅优于中国,还要强于英国。当时,就连实力最强的英国商人,也认为“就内河航运而论,我们如果试图与美国佬竞争,那简直是荒谬的”。

1875年,作为士大夫阶层中“反对派”的郭嵩焘,写出《条议海防事宜》一文,提出了与洋务派主导观点颇为不同的整套观点,突破“办洋务”的水平,率先提出要在封建庙堂上创议“循习西洋政教”。在清末士大夫阶层中,郭嵩焘成为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代表“天朝帝国”走向“地上的世界”。

不久,性情耿直的郭嵩焘被参,闲居八年。后来,在文祥的引荐下,郭嵩焘重新复出。

1876年的春天,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在云南意外被杀,交涉后,英国方面要求清朝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这一年7月,郭嵩焘受清政府委派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处理这一件难堪之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从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邮船,当晚12点准点起航,他开启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的外交历程。

对西学充满向往和好奇的郭嵩焘,途中,他每日记游记,钞寄给总理衙门,写出使日记近60万字,以《使西纪程》为名仅刊登过2万字后,便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再未发表。后来,《使西纪程》亦被迫毁版。

1878年,清政府追认郭嵩焘作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一年,法国正在举行世博会,钦差大臣郭嵩焘带团参加开幕式。

出使期间,郭嵩焘写出了很有价值的《伦敦和巴黎日记》,但一直遭到清政府毁版禁止出版,埋没至今才面世。这本书,记录着当时郭嵩焘彻底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

商务印书馆的世博印记

和郭嵩焘官派出使英法不同,1910年,43岁的张元济从上海启程,自己主动开始了一次环球旅游,他先后考察荷兰、英国、比利时等9个国家。途中,特别参观了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结果,对清政府参展的展品,大为失望。

张元济,1867年10月生于广东,1892年,考中进士。戊戌变法前,张元济在清政府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据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能通晓,京城的书店更是难寻,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书全是张元济的藏书,书上盖有印章,光绪皇帝对张元济印象深刻,便破格召见他。

张元济进言: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担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不只是对外商贸的中,已成长为中国西方新学的枢纽,报刊、新式学堂、出版印刷机构聚集于上海,从上海辐射到全国,影响民众,各地崇尚西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于此。

上海所出西书,在整个中国占着主导地位。在数量方面,1843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由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了七成之多。在质量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在内,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全部出自上海。

上海兴盛的出版市场,对主张以西学来开启民智的张元济来说,充满吸引力。

1901年,决以“辅助教育为己任”,34岁的张元济辞掉教职,投资开办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传播西学思想的书籍。

身在出版行业,一直关注世博会等国际事务的张元济,听闻1905年清政府在比利时世博会上的展品后,很是愤慨。1910年,他起身来到上海码头,自己坐船巡游世界,七次参观了世博会会场。

参观完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清政府送去的展品,张元济满沮丧,他认为清政府所在的展场偏僻,展品匮乏,门前冷落,一路上,情沉重,感慨良多。

对今后参展世博会,张元济很有远见地提出建议,吁请清政府以世博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实业,追赶西方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最难得的建议是,要为世博会培养专门的人才。

在文中,张元济写道:“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他率先身体力行,话出之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关于世博会的书籍,用来宣传世博知识。

在此后的几届世博会——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张元济都主动派送他们出版的书籍、玩具、仪器、乐器等参展,热参与世博会,他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并融入世博会。

实业家的胜利

1923年,经过一年多的不断失败,32岁的吴蕴初终于试制出一种特殊调味品——味精,随后,吴蕴初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味精厂——天厨味精厂,就这样,一举打破了日本味精“味之素”一统上海市场的局面。

在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20年代,在如制药、日用化工品等轻工业,因为舶来品长期垄断市场,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艰难。

1920-1936年,“一战”结束后,原本忙于战争的外国资本势力重新进入上海,当时,由于中国重定关税,外国资本势力为了减少商品的进口税,降低运输成本,直接在上海投资的外商增多。

当时,日本货充斥整个上海市场,上海人炒菜也只能选择日本生产的味精——“味之素”。

对于味精,这些对工艺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如果民族工业仅仅停留在一般的仿制水平,而不在产品的价廉、质优和款式的新颖多样化方面超过外货,就很难立足生存。天厨味精取代日货“味之素”,就是一场十分不易成功的商战。

吴蕴初早年攻读化学,是中国近代的化学实业家。

1921年,30岁的吴蕴初开始创业,与人在汉口合伙开办炽昌硝碱公司,任厂长兼技师。这一年,吴蕴初回到上海,与施耕伊合办另外一家公司——炽昌新牛皮胶公司,担任厂长,主要制造生产火柴用的牛皮胶。1921年的上海,看到“味之素”一统上海市场,吴蕴初想“我们中国人为何不能制造”,决定自己研制味精。

经过一年的试验,不断失败,不断尝试,吴蕴初在自家的实验室里,终于摸索找到“味之素”的制作工艺。经过多次改良,1923年,吴蕴初终于研制出天厨味精的配方和制作方式。

第二年9月,吴蕴初与张逸云——上海张崇新酱园业主合伙,在上海唐家湾福源里开厂投产,中国第一家味精厂,就此诞生。

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全国各界抵制日货。天厨味精,打出“国货”旗号,一下受到国民的追捧,日本“味之素”一统市场的局面就此瓦解。

随后几年,有着国际视野的吴蕴初,从上海码头起航,将天厨味精送输到国外,连续三次,分别参展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1930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会展上,天厨味精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

1953年,吴蕴初在上海逝世。之后,由他创立的众多企业继续发展。其中,天厨味精厂并入上海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由其生产的佛手牌味精远销到欧美市场。

1939年之后,中国与世博会渐行渐远。不过,徐荣村、王韬、李圭、郭嵩焘、吴蕴初等人给上海留下的世博基因并未因此消散。2010年5月,为什么是上海?答案或许就在历史的积淀中。

部分资料图片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仝冰雪编辑的《世博会中国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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