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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世博之变 盛会牵出上海虹桥的第三条道路

2010年05月05日19:23南方周末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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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之世博园:是意外是冒险更是革命

黄浦江沿岸5.28平方公里的地块上,上演的不仅仅是文明的融合、国家的舞会,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无法回头的诀别,和颠覆传统的城市革命,尽管这一切,只是起源于一场美丽的意外。

跑 题

将世博园区放在城市中心,是世博会史上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这源于一次美丽的意外。

循着历届世博会的选址逻辑,上海市第一眼相中的是“黄楼地区”,它在城市外环的右下角,介于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中间,一块荒芜的开阔地。同样看中这块地的还有当年的迪士尼项目。

直到2000年撰写申办报告时,选址问题仍悬而未决,无一例外,三块候选地都远离市中心。

当原上海市规划局局长夏丽卿将第一选址方案交给国际展览局时,她称:“城市向来在不断把生地变成熟地的冲动中由中心向边缘滚动推进,选址黄楼正是这种习惯性思维的体现。”

现在看来,是1999年的“意外”埋下了改变历史的伏笔。

当年,上海举办了一届夏令营,6组来自欧洲大学的建筑规划专业学生,选择上海来做他们2000年度的设计竞赛。考官夏丽卿给出的题目是:世博会规划方案;地点:黄楼。

一个满脸雀斑的意大利女孩令时任评委的中科院院士郑时龄印象深刻,“她和她的小组跑题了,放弃了黄楼,而选择了黄浦江。”

因为跑题,这组设计得到了一个“特别奖”,而这一意外也让上海的注意力增加了新的选项。

这得到了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的由衷认可,数年前,他考察澳大利亚的悉尼时发现,“我从市中心乘地铁到郊区的奥运场馆区,整个轻轨上只有冷冷清清的四五个人,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只碰到了8个人。”在他看来,悉尼为奥运会修建了豪华的场馆、架设了专门的交通线路,但当奥运结束后,这些设施却和那里的市民毫无关系。

“创意非常棒。”但夏丽卿紧接着的疑问是,黄浦江边,哪里能找到这么大的会址?所以创意一度还只是创意。

更大的意外发生在申博前夕,上海市政府接到当时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的电话:国际展览局官员更看重黄浦江。多少为了确保申博成功,世博会选址定在了黄浦江畔。

迁 徙

沿江封闭的工业设施是夏丽卿碰到的第一个棘手难题:工业区厚厚的煤尘能吹到数公里之外的人民广场上空。尽管早在1986年的规划图上就曾提出,从产业布局考虑,钢铁工业应该从黄浦江两岸向城市北部、长江口南岸集中的想法,但直到2000年,这一规划未能得以实现。

最终被确定为世博会址的5.28平方公里,是曾被认为上海市区内最掉身价的两块区域,盘踞着上百家传统的重化工企业。2002年,吴建民考察上钢三厂,电梯将他直接送到顶层,刺鼻的硫磺味扑面而来,“我看到那根又粗又高的烟囱,是罪魁祸首。”

而现在被冠以“世博第一村”的雪野二村党支部书记曹建志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原本都是些狭窄的马路,骑自行车经常因为拉着浆水撒的一路,“老百姓对于化工厂的搬迁真是欢欣鼓舞。”

在上海大学顾骏教授看来,世博选址于此,“就是借机改造升级这两块城市中心的短板”,提供了一次更新上海的可能。

如今的雪野二村因为关乎上海的脸面而尽享世博之利,小区进行了焕然一新的改造:花费1500万为小区所有居民换装了双层落地玻璃,原本平淡无奇的旧屋顶也被“平改坡”,千奇百怪的晾衣架因有碍市容被改造成了统一的升降衣架……

这些由政府埋单的系列改造多少排解了居民们对世博施工带来生活不便的怨气。

但搬迁企业,无疑要艰难得多。

素有“中国民族工业摇篮”之称的江南造船厂直到2008年才迁往长兴岛。这之前,尽管搬迁传闻种种,但拆迁总是绕船厂而行。工厂和城市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一度是上海最为敏感的话题。1988年,郑时龄设计南浦大桥时,遭遇到的难题之一也是江南造船厂,因为要过万吨巨轮,桥面设计高度不得不一再提高。

搬迁仪式当天,上海市委、国家发改委甚至海军部队等领导悉数到场,而诸多国家领导人均发来贺信,显然,江南造船厂的搬迁是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件。

告 别

世博背后,其实蕴藏着上海更大的野心。

总规划师吴志强对世博园区的规划思路,暗合了这样的“野心”。在他看来,上海历来就是两个上海,一个是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西上海”,一个是以陆家嘴延伸段和世纪大道为中心的“东上海”,黄浦江则天然地将两个中心区隔开来。

吴志强一直在寻找缝合两个上海的机会,世博正是这样的机会,“世博会曾让巴黎的左岸和原市中心对上了话,上海世博会也将发展出浦江世博地区与人民广场地区的轴线呼应。”

这样的野心,只有在盛会散后,围栏拆除,才会真正一显峥嵘。

吴志强介绍,那时,园区将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公共中心,贯穿园区的轨道交通13号线已提前建好、世博主题馆的区域是上海最需要的20万平方米的国际会展中心场馆、世博演艺中心是上海最需要的国际大众文化交流中心,而世博新闻中心将成为上海市两会会场……“那么多设施并不只是为了世博建的,它们是城市规划一个战略性项目群。”

而盛会之后的5.28平方公里园区“大方向已经确定”,将成为上海的又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和科技交流中心;戴德梁行的报告则预测,有迹象表明,世博园区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写字楼区域。

以盛会为契机,对传统工业地块进行腾笼换鸟,必将深远地裨益着上海的未来。

另一层更深的历史隐喻或在于,早期世博会鼎盛之时,中国要么贫穷,要么正受到蹂躏,而今天的上海世博园与对岸外滩的殖民时代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的是何等的沧海桑田和告别决心。

21世纪的上海迫切需要与之媲美的新名片,黄浦江告别的不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屈辱与辉煌,还需要与五六十年代的粗放的民族工业告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告别。

历 险

那5.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厂房、船坞和高高耸立的烟囱,怎么办?

1986年,吴志强从学校图书馆复印出第一份关于世博会的英文资料时,全是“崭新的建筑、崭新的规划”。但十余年后,作为总规划师的他选择了大胆地坚持,对历史遗产进行“保旧”改造。

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世博史上唯一的保旧尝试是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用了一幢半新不旧的建筑物改成办公楼供各国使用,但根本没人愿意租借,因为周围的新建筑太好看了。当国际展览局的官员听见上海要大面积保留老厂房时,“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整整僵持了半年。”吴志强很感慨,“最终,我们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改造效果图,让他们站起来鼓掌。”

几乎等同于一场精细的外科手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熟悉的“拆”字,在上海世博园区内却醒目地变成了“留”字,成为中国城市拆迁改造中难得一见的景观。

最终的数据是,世博园区内超过30万平方米的老建筑得以保留,25%的场馆均由工业遗产改建,少拆迁近10000户家庭,这在世博会150年的历史上还属第一次。

“这些浦江边上工业时代的遗存,也将与这座城市更长久的未来相叠加。”吴志强说。

位于原江南造船厂的一座小飞机仓库,被改建为滨江咖啡馆,成为黄浦江西岸一个新地标;卢浦大桥下面的上钢三厂特钢车间被改造成了宝钢大舞台,成为世博会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而昔日南市发电厂那根黑烟滚滚的烟囱,也被改造成了一个硕大的温度计……

这场弃拆变留的冒险旅程,或将为城市建设的另类教材。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坦言,这提醒我们的政府,“城市不只可以拆,还可以留”。

留的思路,也正在苏州河边得到实践,大量的老工业厂房得以保留,改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创意园,“抛开创意园本身的发展是否良性不谈,这种保护、改造的思路令人欣赏。”上述专家表示。

突 围

相较于世博园区的后续规划利用、场馆建设的拆留考虑等宏大层面,园区内一系列细节处的绿色技术革命则更具普适指导意义。

世博园区太阳能发电能力将达到5兆瓦,成为目前国内城市市区太阳能集中应用规模最大的区域,其中,主题馆屋面铺设的3万平米太阳能板,是国内最大的单体面积太阳能屋面。

细心的民众或许还能注意到,诸位国家领导人在参观世博园区时,乘坐的不再是豪华轿车,而是环保电瓶车,带头追求园区内公共交通的“零排放”目标。

而城市最佳实践区中照明主体所采用的被称为“21世纪绿色光源”的半导体照明(LED)技术,也是该技术首次在我国城市街区大规模集中使用。

设计师们还试图提醒公众,飞碟状的世博演艺中心尽管形态独特,实际上,包括“江水源冷却系统”、“气动垃圾回收系统”、“空调凝结水与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等等公众们非常陌生的环保技术的应用才是最大亮点。“这些城市建设中的技术革命,必将令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受益匪浅。”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说。

说是革命,并不仅限于技术本身的颠覆,而是对既有体制和惯性的突围。

中国城市街道开膛破肚的恶性循环将在世博园区被“根治”,一条宽、高均近两米的所谓“共同管沟”,将原本均为单独埋设的水、电、气等各类市政管线集中放置,这背后实是对城市地下空间政出多门,利益错综的彻底整合。

多少是借着世博会的特事特办,上海市建交委才得以顺利解决地下管线管理的顽疾。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在酝酿,上海全市推广共同沟的立法课题研究,已在计划之中了,“这或将开启中国城市建设的新革命。”

在吴建民看来,如果能将世博园区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运用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世博会的革命才“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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