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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镇化遇上“高房价”

2010年10月03日12:07新华网徐策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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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城镇化空间仍然较大,中央也多次提出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并以此来带动内需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变,然而,近年来,地价、房价、资源品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持续较大幅度上涨,而且这一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将继续保持,这使我国城镇化面临高成本的阻力。

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抬高城镇化成本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房地产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也在多种体制性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过快上涨的问题。2000-2009年,十大主要城镇地价由1350元/平方米上涨到2009年的6529元/平方米,上涨3.83倍,年均增幅19.1%。商品房销售价格增速保持快速增长,统计数字显示年均增速达到6.74%,而实际增速远远高于1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7年,随着房价增长速度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明显上升,2007年达到7.44的历史最高水平,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其中,一些大城镇的状况则更加严重,北京由9.55增加为13.09;上海由6.7增加为11.25;广州由6.49增加为12.09;深圳由5.85增加为13.15;厦门由5.41增加为13.22;重庆由3.07增加为5.15;天津由4.41增加为9.34。经过2008年年底的短暂调整,2009年一年房地产价格再度飙升,进一步与居民收入相背离。

地价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使城镇化建设中同样规模的实物投资需要更多的资金,大大高估了城镇化引致的实际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又大大提高了投资、尤其是中小企业投资的门槛。同时,由于过快上涨的房价使得农村劳动力迫于高房价的压力,大多只是“候鸟式”的迁移,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资源品价格上涨和环境约束增强推高城镇化成本

城镇化意味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长期以来,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动力的,因而城镇化的进程需要资源能源作为支撑。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加速发展之时,能源、资源的供给相对充裕,价格较低,为城镇化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条件。而我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步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世界主要资源能源供给不足的特征日趋明显,各种资源能源价格出现了大幅上升,并且具有长期趋势。我国长期以来依靠“要素投入”发展模式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短期之内难以实现转型,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能源的国内供需缺口,使得我国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在金融衍生工具和国际炒家的作用下,放大了资源品价格的波动性。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过多地要求其承担在“减少排放”方面的责任,并且提出了“碳关税”等贸易保护的新形式。今年“两会”再度提出,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未来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自环境的约束日益增强。可见,我国城镇化过程所面临的环境约束不断加强,将降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劳动力资源成本上升提高城镇化成本

长期以来,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比较优势,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2004年和2010年出现了两轮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分别称作“民工荒”和“用工荒”。两轮劳动力供给紧张时隔六年、叫法不同,却具有内在的联系。第一,均发生在经济衰退后早期的复苏阶段;第二,均发生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以制造业和出口聚集地区;第三,均需要以工资上涨的方式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

出现劳动力供给紧张,进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导致劳动力工资长期较低、多年不变,难以弥补在城镇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第二,农业优惠和补贴政策使得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提高,如果在沿海打工的工资不够高,或许在家门口打工更加划得来,而且据笔者调研,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新型农业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农业的利润也大幅提高。

第三,随着“二代”农民工的出现,其维权意识以及对工资要求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其生活条件不断改善,那些对身体有害环境下的工作,“二代”农民工可能不会选择。

第四,面对企业“订单”阶段性增加带来的不稳定就业机会,如果工资和福利没有显著的增加以补偿其风险溢价,农民工或许更希望在家务农来得稳定。诸多因素表明,劳动力供需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到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升,城镇化的成本也必将上升。

应对城镇化“高成本”阻力三大对策建议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高成本”阻力,有些是大势所趋,尽管短期内不利影响较大,但在中长期内的积极影响将大于不利影响,而有些则可以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得到缓解。因此,应对城镇化“高成本”阻力,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政策:

一是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房价地价上涨过快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予以调控。严格限制地价过快上涨,打击囤地不建、恶意炒地等不法行为;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定房地产价格预期,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使持续一定工作时期、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工资水平达到标准的条件下,拥有申请保障性住房的资格。

二是要发展绿色经济,以新型工业化道路带动城镇化发展。资源与环境价格上涨应该说既是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价格的大幅上涨使我国城镇化过程与发达国家早期城镇化所处的条件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城镇化的路径和轨迹势必要有所不同。

在技术上没有完全突破的条件下,我们再不能像发达国家以往推动城镇化时那般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化路径,而必须采取一种新兴的工业化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利用,降低环境污染,减少排放,走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换,生产能力的全面升级,同时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两个渠道必将拓宽未来的就业空间,进而在资源环境“高成本”条件下实现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战略。

三是要侧重农民工福利保障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性质。我国劳动力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多年保持稳定,使其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对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在短期内的确会对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通过商品价格还将传导至商品价格上涨。但这恐怕是我国企业必须要承担的成本,这也是大势所趋。

为了解决城镇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的同时,侧重对农民工各种福利保障投入,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工作福利,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职业培训等,一方面降低人力资本收益中的风险溢价,提高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的综合回报率;另一方面,使农民工能够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加速期市民化进程,进而实现真正的具有“深层次、丰富内涵”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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